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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研究

《开宝藏》   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英字,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奝然传入日本。此后,还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 北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998~1003)年间的校订本;天禧修订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 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熙宁修订本。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

  《契丹藏》   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华严经随品赞》、《一切佛菩萨名集》、《随愿往生集》、《释摩诃衍论》、《大日经义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共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滅字。 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

  《崇宁藏》  即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造。 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l104)竣工。全藏580函,1440部,6108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起至虢字止;首次采用摺装式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此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7种版本大藏经都按此版式不变。

  《毗卢藏》  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发起劝募,并得到当地信众蔡俊医、陈询、陈靖、刘渐等的赞助;北宋政和二年(ll12)开雕, 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l151)竣工。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頗字。

  《圆觉藏》  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密州致仕观察使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比丘净梵、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约在北宋末年开雕,南宋绍兴二年基本刻完。全藏54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合字,共1435部,5480卷。经版后在南宋淳祐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

  《资福藏》   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竣工。全藏599函,1459部,5940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较《圆觉藏》增多51函。圆觉、资福两藏版式相同,所收经籍基本一致,而且圆觉版后又移藏资福禅寺,两者印本不易区别,故有资福本系在圆觉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之说。这两部藏经在南宋景定以后的印本,曾陆续传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清末杨守敬向天安寺(一说为近江国伊香郡菅山寺)购回一部(原缺600多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赵城藏》   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又名《赵城金藏》。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资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以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金大定十三年(l173)完工。金藏刻成之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两年后,崔受封为宏教大师。

  《赵城藏》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藏》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原貌,无论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 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幾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藏》系元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 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 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录, 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发动向广胜寺进攻,企图劫走《赵城藏》。 中共山西省委获悉后,派出部队进行保护,并将藏经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找回。 由于洞内潮湿,不少卷册遭到毁损。经过十多年的细心修补,终于恢复原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次和《赵城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赵城藏》输版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

  20世纪30年代,北京三时学会曾把《赵城藏》中所特有而为其他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经籍46种,249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120册,分12函发行。

  《碛砂藏》  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延圣院在今江苏吴县陈湖,后改名碛砂禅寺。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端平元年(1234)编定并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录。宝祐六年(1258)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曾中断30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又继续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编次从天字至煩字共591函,1532部,6362卷。 由于经过两个朝代的更迭和兵燹,原刻版片部分毁损,另用其他散刻本补充。因此后来的印本中夹杂元代寺院所刻的补本,甚至还附有翻刻的《普宁藏》数函在内。现存的陕西开元寺和卧龙寺的全藏(略有残缺),是在明洪武二十三、四年(1390~1391)间刷印的。1931~1935年时,曾用这部藏经影印过500部(缺失者以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等补入)。影印本《碛砂藏》共60函,59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 全藏中函卷不详而经名缺佚者还有 ll卷尚未补入影印。后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店所藏的明代补抄配本《碛砂藏》和《洪武南藏》本查对,已有9卷经名核实。

  《普宁藏》 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完成。559函,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至感字,1430部,6004卷。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本藏经内(即《赵城藏》版输入燕京后的元代补雕本)选出南方版本藏经所缺的秘密经约97部,315卷,刻完编为千字文武字到遵字28函,随同《普宁藏》一同流通。最后又补入约字函的7部,6卷,收入元代沙啰巴译的秘密经轨5种,白云和尚初学记和白云和尚正行集2种。除武字至遵字的28函秘密经不计外(因详细目录佚失),应为559函,1437部,6010卷。 该藏基本上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版式略小,但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

  《弘法藏》   相传刻于元代的宫版卷轴式藏经,但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一般认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系《弘法藏》的目录,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数量冠于任何经录。据至元二十六年灵隐寺住持净伏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云:“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可见元世祖时仅是补写了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印本中损毁缺佚部分,并刻版流通,从而导致有《弘法藏》刻印之说,实际上所谓《弘法藏》不过是《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订本。

  元代官刻本大藏经   1982年12月在云南发现,仅存32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经版较现有各种大藏经为大,每版7个半页,42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行间疏朗,上下有外粗内细的双栏线,每版中缝及卷首经名下刻有千字文编次,版式为摺装本。在残存的32卷中,有2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施印愿文,字体为秀丽飘逸的赵体。卷末有诠经讲主等僧人及居土23人的名录,依北方少数民族文字行文惯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职大小顺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还附有参加刻藏的38人职官名录,也是按职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这一职官名录为进一步考证元代官刻大藏经的雕造年代和研究元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据对残存的32卷经册千字文编次的初步考察,全藏至少有651函,6500余卷,入藏内容仅次于《赵城藏》,应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藏经。

  《洪武南藏》   明代刻造的3个官版中最初版本。又名《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敕令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寺开始点校,至洪武三十一年刻完。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魚字,1600部,7000多卷。永乐六年(1408)遭火焚毁。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巳略有残缺,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

  《永乐南藏》  为明永乐年间据《洪武南藏》的重刻本,编次有所改动。经版57160块。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经版藏于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刷印20藏,所以流传的印本较多。该藏虽系根据《洪武南藏》重刻,但书写和镂刻都不及《洪武南藏》工整。

  《永乐北藏》   继《永乐南藏》之后,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经。 明正统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大批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院。后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函,410卷,并入该藏,并附《永乐南藏》4种经卷和目录,计5种,16函,153卷,改变了摺装本藏经的传统版式,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成为每版25行,5个半页,每行17字,字体也采用赵体。

  《武林藏》   明永乐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经。1982年发现。仅残存17卷,为9种经籍的零散卷册。千字文编次,摺装本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摺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中两卷卷末刻有韦陀像,右下角镌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还附粘“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碛砂藏》所附的扉画。经卷字体较《永乐南藏》本肥大。按其千字文编次校对,和碛砂本、洪武本完全一致,基本上可以认定为碛砂本或洪武本的复刻。 其中《大宝积经》卷101,系补刊本,字体较为草率,无补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缝都刻有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样。卷末还印有“杭外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长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盖有宣德已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经一藏奉福安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从而可以认定这部藏经约在永乐二十年于杭州刻造。相传此前曾有方册武林本的雕造,因未见有流传的印本,所谓方册,可能即此摺装本。

  《万历藏》   约在明万历十七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造的私版藏经。原藏广西全州金山寺(部分卷册内盖有“广西全州金山寺常住”长方形图记),后移藏于山西宁武县延庆寺(具体时间无考)。1979年初移藏宁武县文化馆。这是一部比较完整而过去未见记载的大藏经版本。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魚字,共收经、律、论、集、传等1659部,6234卷。现存660函, 1563部,5997卷;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共96部,237卷。经过详细比勘,此本为《永乐南藏》的复刻本,由明惠王选侍王氏发心重刊,明代高级官员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和其他信徒助刻。扉画右下角有“南京桥卢巷内街口口口印造”。其中仿宋体补雕卷册甚多,并有近40名写经和刻经人题名。 此藏在复刻《永乐南藏》的基础上,增收《永乐北藏》本万历十二年续入藏经41函,36部,410卷;最后又编入魚字函的《天童密云蒇师语录》13卷。此外,大字函中又有《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2卷1册。但未见载于目录。

  《嘉兴藏》  明未清初刻选的私版藏经。又名《径山藏》。发起于明嘉靖东隆庆初。到万历七年基本确定。万历十七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一年内共刻500多卷。因该地气候寒冷,二十年迁到浙江余杭县的径山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地募刻,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 由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二个部分。正藏210函,完全按《永乐北藏》的编次复刻,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史字,末附《永乐南藏》特有的5种,153卷。续藏95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种,约3800卷。又续藏47函,续收藏外典籍318种,约1800卷。康熙十六年以后,抽去续藏5函、又续藏4函,收入内容也略有变动。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该藏除了改变历来佛经沿用的摺装式装帧为轻便的线装书册式外,主要是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仟仪、语录等。

  《龙藏》   清代官版藏经。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 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機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乐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書字至機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刷印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5年又印过22部。经版原存宫内武英殿,后移藏于柏林寺,至今尚存。

  《频伽藏》 民国初年的私版铅印本。全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09~1913年出版。全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包括目录l册);合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每行45字,折为两个半页,有书口和边框,书口印经名、页码等。基本上是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排印,内容略有变动,删去部分日本著述。

  《普慧藏》  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汇集南传、北传诸经论,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广事搜集各藏以前之遗佚等。 由芝峰、黄幼希、范古农负责编辑,经过数年经营,印出100册,内容包括部分其他各版未收的经、论、疏释及由日译本转译的南传大藏经长部经典二十三经,中部经典根本五十经篇,小部经中的本生经第一篇150个本生故事(以上3种都未译完)。 因未编印完毕,发行面不广。纸版现存南京金陵刻经处。

  小藏   汉文大藏经卷帙繁多,刊刻不易,因此,宋元以来曾有4部仅刻般若、宝积、大集(或华严)、涅槃等4部诸经86种,1091卷为一“小藏”的。如南宋景定陆道元本、元建阳报恩寺万寿堂本(即亦黑迷失本)、吴兴妙严寺本,都是据《毗卢藏》、《资福藏》或《碛砂藏》校勘而雕造的小藏。

  房山石经   隋大业(605~617)间、 幽州(今北京地区)沙门静琬,秉承其师南岳慧思的发愿,于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经一藏。其目的是防止佛经被焚,借以长期保存。房山石经自静琬始刻,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代(元代时除个别佛教徒对少数经碑作了修理外,刻造工作完全停顿)。在刻造过程中,曾得到历代皇室、官员和佛教信徒的捐施和支援。唐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请玄宗赐给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石经底本,并命西崇福寺沙门智昇送往房山石经山交付。因此,房山石经中保留着不少唐代宫廷抄本佛典的原貌。但房山石经没有按照大藏经的编次顺序刻制,而施刻信徒往往凭一己之意愿刻制,如《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流行较广的佛经,重复刻造的较多。因此,所刻经种只有1100余部,有的经只刻其中一部分,并且还包括几部道教经典在内。 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具有与各版木刻本大藏经不同的一些特点:①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没有的经籍;②绝大部分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精品; ⑧经文后附有约6000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者约四分之一,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④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官员,其中的职称和宫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所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⑤题记中所附刻人的籍贸和居住的城市、村镇、城坊等,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区域规划,特别是关于燕京的城坊布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汉文大藏经随着佛教的传播,先后东传至高丽和日本。他们根据各版汉文大藏经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8个不同的版本。

  《高丽藏》 据现有记载,《开宝藏》刻成后,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其后的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也分别在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东传。另外,契丹王朝在辽清宁九年(1063)也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赠送给高丽王朝。高丽王朝得宋开宝初本后,即据以复刻,1025年完工,是为高丽藏初雕本。1090年又据《开宝藏》的天禧和熙宁两个修订本及契丹本加上高丽沙门义天所编《诸宗教藏总录》所收章疏典籍3000余卷,进行校勘,在兴王寺开雕《高丽续藏经》4000余卷;刻完后,和初雕本经版一同藏于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毁于战火,印本流传情况不详。1236~1251年又根据印本复刻,版本原藏禅源寺,1398年迁至支天寺,次年再迁海印寺,后曾刷印50部。1960年刷印12部,70年代以后,又影印改为书册式装帧,共45册。在海印寺刷印的50部中,先后有4部传人日本。1957年日本曾将其缩印为书册式精装本发行。全藏共639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洞字,入经1522部,6558卷。

  《弘安藏》   约在日本弘安10年至乾元元年(1287~1302)间雕造。仅有极少数印本流传,是否刻完全藏,情况不详。

  《天海藏》   由德川家光发起,日本僧正天海主持,于1637~1648年在东睿山宽永寺雕造(一说为完成于1651年),又称《宽永寺藏》、《东睿山藏》或《倭藏》。活字版式,基本上以《普宁藏》为底本续补增添。全藏66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税字, 收经1453部,6323卷,摺装式装帧(现存目录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599函,1449部,恐有误)。

  《弘教藏》   日本弘教书院于1880~1885年的铅字排印本。又称缩刷藏或校订缩刻大藏经。它采用中国明代智旭《阅藏知津》据天台五时判教的分类方法编纂,以《高丽藏》、《资福藏》、《普宁藏》和《嘉兴藏》4种版本相互对校,经文加句读,经题上附4种藏经千字文编次,32开本。全藏分为25个部类,1916部,8538卷,418册,40函,千宇文编次天字至霜字。

  《黄檗藏》   日本山城州宇治郡黄檗山宝藏禅院沙门铁眼(道光)在1669~1678年募刻,又名《铁眼藏》。以《嘉兴藏》为底本而有所增补,版式全同。全藏分为19个部类,734函(增加57函),1618部(增加32部),7334卷(增加563卷)。其后于1706~1710年和1828~1836年两次据《高丽藏》校勘修订,经版现存万福寺。

  《卐正藏经》   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于1902~1905年编辑铅印。又称日本藏经书院大藏经或校订藏经。据《黄檗藏》校勘本,用4号铅字排印,线装书册式,共37函(包括目录和索引1函2册)。1~35函每函10册,第36函分为甲乙两套:甲套2册,乙套3册,共357册。内容分经、律、论、撰述4大类,18部门,1622部(不计目录和索引),6990余卷。全藏印完后不久,藏经书院失火,存书被焚殆尽,因此流传甚少。

  《卐续藏经》  日本藏经书院于《卐正藏经》编印完毕后,在前田慧云主持下,由中野达慧负责,广泛搜集中国和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成书。又名《续藏》或《藏经书院续藏经》。内容上至六朝遗编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经处杨文会、芦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们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内容包括950余人的译著,1659部,7143卷(总目5卷),分为十门六十三类;一编、二编、二编乙共三编151函,每函5册(包括目录1函l册),24开线装本,4号铅字排印,版式同《卐正藏经》。全部印就后,存书和《卐正藏经》一同被焚,流传不多。

  《大正藏》   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祗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人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此外,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中华大藏经》  正在编辑出版中的大型大藏经.有两种。一是大陆中华大藏第编辑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计划编入中国现存各种文字的大藏经。汉文部分拟分三编:第一编为正藏,收历代藏经所收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约定2000余种,10000余卷。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补以《高丽藏》等,并以八种有代表性的藏经为校本;第二编为续藏,收入历代藏经所收未编千字文编号的典籍,部、卷数略同正藏;第一、二编总计约220册;第三编收入历代大藏未收之逸典及近现代佛教译述、著述。现已出版106册。第二种是台湾中华大藏经会(1956成立)编刊。计划将宋以来约近30种汉文大藏经合为一藏,共分五辑:一、 碛砂藏,计精装100册;二、 嘉兴藏,计精装80册;三、 正续万字藏,计精装120册;四、 补藏,收逸散海外之经籍,精装本约230册;五、 续藏,收近现代佛教著述,精装本200余册。至1975年,出版至第二辑。后辍印。最近准备继续印行。

  《敦煌大藏经》  《敦煌大藏经》是一九八八年由中国星星出版公司发起,组织编委会负责编辑,由台北前景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敦煌佛典写体大藏经。该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佛典写体为基础进行整理,同时增补以英、法、日、俄等国及国内各地所藏经卷的照片。《敦煌大藏经》分正续两编出版,正编部分共六十三册,以《开元释教录》的体系为篮本进行整理,前六十册为汉文部分,后三册为古代民族文字部分。敦煌本的每种经与目前常用的《中华大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同一种或同一卷经进行了校对,附校勘记。敦煌遗书共三万卷以上,上迄北魏前期,下迄北宋初年,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佛经,这些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除《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范围之外,则是近代我国首次发现、在历代藏经中不曾入藏的佛教典藉。它们的内容有属于印度佛教原典的汉泽本、有在我国内地久已失传的中国佛教僧人的著述,有反映敦煌地区佛教情况的著述、还有大量的古代民族文字写成的佛典,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具有特有的研究利用价值。

  (童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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